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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研究“思维学”的教授朋友，为人憨厚，治学严谨，并非促狭钻牛之人。因此，当他很严肃地同我讨论那些正在哗然一片的世界杯议题，诸如“韩国足球神话”究竟有没有猫腻，有关裁判到底是不是灰哨或黑哨等等问题时，我感觉得到他的良苦用心。教授的意思大概是，评论足球的人太偏激，什么事都沉不住气，见风就是雨，上床就犯急，惟恐天下不乱。
“说话要有依据，批评要有道理。”他说，“凭什么指责人家韩国人耍了阴谋诡计？凭什么诽谤人家裁判是受贿者和犯罪嫌疑人？这不是捕风捉影么？一点证据没有的事儿，说得像真的一样，起什么哄啊？”
我当然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也知道同他这样的好友谈话，得讲真话，不必挥舞空洞的道德大棒和正义红旗。他认为人类之间最容易相互传染的情绪，一是仇恨和怀疑，二是嫉妒和愤怒。言外之意是说，大家目前针对韩国队不可思议的连番大捷和巧合太多的“误判受惠”所发出的质问、讥讽、抨击和叫骂，有动机不纯之嫌和交叉感染之患。我部分同意他的意见，也与他交换了两个想法。其一，假设有个平时学习成绩既不突出又很落后的学生，突然在最高级别的激烈大考中接二连三地上榜称雄，那么，周围的人怀疑他有可能“作弊”是正常的，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一切反而是不正常的，尤其是，当考场设立在他的家里，而监考人的举止又极其反常。
其二，这和中国人的什么劣根性无关，这是一次世界性的反思和质疑，我为中国球迷和球评家的开放意识、良知精神和真知勇气感到欣慰和骄傲，而不是感受相反。按说，韩国与中国是相亲相近的友邻，中国人没必要在言辞上“刁难”韩国人，但是，在目前的中国足球舆论界，言论自由是来之不易的宝贵气质和气节，指望人们在这里睁着眼睛说瞎话，一派虚情假意和指鹿为马，显然已非常困难。
教授强调的“证据说”，我是这样看的：抛开纷繁的概念，我们可以把足球比赛乃至世界杯当作一种特殊的商品来对待，一个商品的质量好不好，不能仅靠制造商和销售商定义，最有发言权的人应该包括它的消费者。球队、裁判的竞技和执法表现，与其实力和常理严重不符，这本身就是很直接的“证据”。人们批评本届世界杯的一些不足、蹊跷和荒唐，当然存在“李广射石以为虎”的过激之处，但更多的人显见是因为看不见“皇帝的新衣”，才直言不讳地发牢骚和骂粗口的。作为亚洲球队的支持者，我们敬佩韩国队的神勇，可是作为世界杯的支持者，我们反对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在这里偷鸡摸狗。既然如此，真言无忌，义愤不讳，批判可疑的“鸡毛升天”，何错之有？(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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