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日一早7点多，我和韩乔生老师在首都机场碰头，一起前往汉城，同23日即已经到达的中央电视台世界杯报道团大部队会合。原来计划我们两人也在23日出发，但是考虑到我们去这么早，在韩国没有什么事可做，另外25、26日还有好几场热身赛要直播，我们都走了，北京家里反而没有解说员了，于是我俩多留了几天。
韩老师比约定的集合时间晚了15分钟到机场，脸色不是很好，我想可能是前一天连续 解说上午的拳击赛和下午的两场热身赛把他累坏了，心里略有歉意，早知他这么辛苦，还不如我把那两场热身赛说了呢。
在安检口排队等候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正在打电话的韩老师举着电话的手有点战抖，眼圈泛红，声音也变了，仔细一听，原来他的一位亲人在凌晨刚刚过世，他的夫人正在替他守在那里！我赶紧扶住他的另一只胳膊，深怕他过于悲伤再有个意外。这时，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下来，他挂断电话，推开我的手，擦掉眼泪，很镇静地看了看四周的乘客，见没有人注意，才告诉我：昨晚，他转播完比赛后就一直在医院陪病人，看情况好转后，直到凌晨2：30才回家整理行装，四点才睡下。
我不知该怎样安慰他。
也在头一天夜里，妹妹打电话告诉我，姑奶奶突然病危。亲戚电话通知了她，可是她拿不准主意是否该告诉我们的父亲，因为姑奶奶是他的亲姑姑，也是他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长辈，在这几年爷爷、伯父、表叔等至亲相继离去后，妹妹担心父亲是否能经受再次失去亲人的打击。我想了想，还是让她电话告诉父亲，让他自己决定是否赶去见最后一面。此时，我正在担心着父亲会不会太难过引起心脏病的发作。
在登机口，妹妹打来电话，说昨晚妈妈接的电话，不知是否转告了爸爸；这边倒没什么，毕竟在自己家里；到了韩国你可得小心，早间新闻刚报，昨天在韩国有人冒领了一个英国记者的世界杯采访证，现在人心惶惶，怀疑这是恐怖分子的作为，担心后面会出大事，你可离美国、英国人远点。
接二连三的事让人的心情怎么也好不起来。上了飞机，又和空乘人员聊起了"5-25"台湾的空难，再看看报纸上对这起空难的报道，真叫人感叹生命的脆弱：任何灾难都会轻而易举地夺去很多人的生命，并且对生者造成永生难忘的创痛。
短暂的90分钟飞行后，我们到达仁川机场。尽管一向认为自己命大，这次飞机降落时也多少有了一点害怕，忽然理解了博格坎普：个人的死亡并非最可怕的，因为当灾难来临时那只是一瞬间的事，可怕的是留给活着的人太多的伤心。
到了汉城国际新闻中心办理证件，果然在安全措施上比以往的国际大赛更严格，超过我参加过的上届世界杯和过去两届欧洲杯、奥运会。
首先，在登记处领取一个排号，工作人员仔细查看护照后还要求你当场写出自己的签名，如果与护照上的不一样，立刻会引起高度警戒，周围的保安人员马上会有动作。这是以前任何一次大赛所没有的程序。然后是拍照、制证的程序，在最后取证时，每个人的护照都被复印存档。这些显然都和那本丢失的英国护照有关。
其次，在进入新闻中心大厦的时候，安全检查非常认真，汽车进入地下停车场时，警察就在入口拦住每一辆车，打开所有的门(包括后箱)进行检查。这样的情况只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发生爆炸案后，在当时的新闻中心发生过。
最后，到了大厅门口，不但有惯例的随身行李的射线扫描，每个人的记者证也都要扫一遍条型码，让我感觉进入新闻中心的我就象是超市被出售的商品一样，在"嘟"的一声后才被放行。最严格的是一位学生样的小姑娘，非要拿出我的相机来查看，可是她自己又不肯拿着，仿佛是定时炸弹，让我拿在手里，打开镜头，听见启动的声音还不够，非要我对着地面拍一张！在证明了相机不是炸弹后，我才算过了关。每个人都要这样走一遍，可以想象需要多少时间，于是，在记者入口处排起了长龙。
经历了这么一番折腾，进入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区后，我和韩老师都有点没情绪了。恐怖分子难道真的要来世界杯捣乱？我还是有点不相信。足球是世界语言，不论种族、宗教、信仰、政体，全世界都热爱足球运动，世界杯是全世界共同的节日，本-拉登再疯狂也不敢公然犯众怒吧？那样岂不是自绝于全人类？
虽然不信，心情还是不好。回忆着四年前的法兰西之夏，那时是多么安宁幸福，可以尽享足球的快乐，所有的人都如同沐浴在和煦温暖的阳光里，相互是那么的友好和谐；而今天，因为世界并不太平，人类的基本安全受到威胁，世界杯也不再如四年前那样给我新奇美好的感觉了。
这时，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每年春节，香港的艺人们在给大家拜年的时候都要说祝福世界和平的话了。自然的生老病死尚且令人哀伤，何况战乱灾难？没有世界的和平，那有心情享受体育生活、文艺节目？但愿大家的担心只是多余的，但愿随着比赛的进行，精彩的绿茵表演能让我们很快兴奋、忘掉烦恼。而这一切，只有世界和平，才有可能。
让我们哪怕只为能够看到一次美好的世界杯，共同祈祷世界和平吧！(黄健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