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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光州的女市长通过CCTV推销她的城市时，为了加深中国人的认识，接二连三地将光州与中国广州相提并论，说“广州与光州是一对友好城市”。她的说法我来不及求证，但心里有个声音在大声叫唤：“有一个名叫王学忠的广州人成功地预言过中国队在光州的失败。”
世界杯开幕前夕，我写过一篇《谁制造了“王学忠现象”》，引起周围朋友议论，因 为那个话题牵连着世界杯和中国队，挠中了大家的一块心病。6月4日，中国队在光州阵亡，好几个报界朋友第一时间打来电话让我“节哀顺变”，并且都没忘了注释说“我们看到了你关于王学忠打赌的那篇文章”。此文起因于《羊城体育》提前发布的“比赛预测”，我发现在八个足球“钻家”里，惟独王学忠一人胆敢扎眼地祝愿中国队第一仗的不美好前景。正好我处于另外七个持不同政见的“钻家”阵营，正好王学忠和我认识，正好他的看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冷酷或冷静心态，我便称之为一种“文化现象”。结果，中哥一战的结果，不幸被王学忠凿凿而言中，“王学忠现象”成了“王学忠事件”，再次让我牢记了“真理掌握在一小撮人手里”的真理。
中国队没能在光州光宗耀祖，如我一类的人，被这个残酷的“六四之灾”折磨得沮丧透顶；如王学忠一类的人，在高兴之后也不见得不会难过。我想，我们这两类人都是比较地道的中国球迷。对有些人来说，足球制造的喜怒哀乐不是个正经玩意儿，足球的一切都无关宏旨。对另一些人来说，足球却是一种重要的生活和情感，甚至是一种职业和工作。坐在家里从电视中目击失败是一种现代生活，奔赴国外现场看球，企图参与和见证什么，却什么都没见着，还弄丢了原有自尊和快乐的人，拥有更古典，代价也更大的悲哀。
据我所知，此次“飞跃”到韩国为中国队助威的球迷中，中年人据多，而且“白领阶层”甚众，这些人的感触比外界想象的情况要深沉得多，对于他们，不正常的失败就是一种正常的承受和忍耐。世界杯前，有家媒体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去韩国采风，我实在不敢应约。一来世界杯不是一般赛事，每天的球赛一场连着一场，让人紧张得气都喘不过来，在这种强度下干活，媒体的人会短寿，我跟着他们鬼混也不会长寿；二来我已习惯于从电视里全程收看世界杯，无法忍受不完整的世界杯阅读；三来，假如将来的中国队里有我的儿子或孙子，我可能会因为亲情而去国外捧场，在没有这种因素或类似感情没有建立之前，我断不会去光州之类的炼狱考验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脸皮厚度。
中国队之败，是宿命性的，总结和分析败因的事业自然会有很多像诸葛亮一样聪明的人，在赛后为之拼搏和奋斗。我佩服王学忠式的料事如神，是因为他的预言发表在事前而不是事后。事前，他面临着“1：7”的围剿，事后却不会获得“7：1”的胜利，这就是中国人的足球，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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