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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丁克上任和韩国足球环境
自从希丁克剃掉了他那威风的小胡子，登上韩国土地后，这位后来在韩国球迷“10位最丑的外国主教练”评比中垫底的荷兰老头，在韩国记者和球迷的眼中就不是个招人喜欢的角色。韩国人都记得，就是这个希丁克率领着荷兰队在1998年世界杯小组赛上以5-0扫荡了韩国。
本来，韩国足协准备重金请世界冠军法国队主教练雅凯，但雅凯以“国家队主教练应由本国人担任”的借口拒绝了。希丁克对于韩国人来说等于是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而且采取的是毛遂自荐的方式，这就使他在韩国人心目中掉价不少。
2001年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争来了联合主办世界杯的韩国足协，眼看着韩国队没有起色，在前后共更迭了8名土造主教练后，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终于将合同摆在了洋教头希丁克面前。
我记得，当时中国足协正在深圳召开足协代表大会，新上台不久的主席阎世铎抛出了洋洋洒洒的九大任务。米卢已经执掌中国队教鞭有段时间，传闻足协每年要付他80万美元的年薪，而中国足协也明确地表示世界杯出线是当年首要任务，但目标定得含含糊糊。
中国足球和韩国足球充满了恩恩怨怨，在中国签下名帅米卢之后，世界杯东道主韩国自然也要请不低于米卢名气的洋教头。韩国足协咬牙和希丁克签下18个月150万美元的合同，年薪100万美元，亚洲顶级待遇，还不包括免费住宿、额外收入。
出生在荷兰小镇的希丁克不是个贪财的人，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两年前，他指挥橙色军团欺负过韩国队，现在，他在接管韩国队之前就看过一场韩日对抗赛。他除了知道这个国家的狗肉和泡菜之外，对韩国队没有明晰印象，只是觉得韩国球员的速度和精神不错，如果听他的招呼，他想将荷兰的全攻全守的风格印记刻在这支亚洲队身上。
韩国足球和韩国商品一样都有种自觉和不自觉的排外倾向。在韩国，去欧洲拉美踢球的球员凤毛鳞角，洪明甫宁肯呆在日本，因为他过不惯没有酱汤的日子。在韩国，汽车、电器等西方产品打不进来，因为，韩国民众为了保护民族工业，宁可多花钱买国内二等产品。
如果不主办世界杯，韩国很可能不会引进洋教头，邀请世界一流足球教练的决定不仅仅是韩国足协拍的板，韩国体育和中国体育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政府行为迹象明显，不完全是市场运作。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官金汉吉和足协主席郑梦准在2000年11月初召集了几次会议，决定于2000年11月10日组成2002年世界杯必胜对策委员会，制定出下列决策：“选拔常备军50名，进行18个月的特别训练；推迟国家足球代表队员的征兵日期；进入16强之内时颁发特别补偿金；大韩足球协会法人化等等措施。”(韩国记者孙长焕)
从这则消息中可以看出，韩国足球协会当时还没有法人化，这个组织和政府的关系很密切，许多方面需要政府支持和配合。还可以看出，韩国的国家队到了2000年底还没有组建，韩国人把保押在了18个月的特别训练上，明确提出进入16强的目标。
韩国虽然自从1983年就推出了国内职业联赛，但运转到今年也仅仅有10支球队，400名球员。韩国足球联赛在国内热度不高，根据韩国媒体统计，每场上座率在5000到1万观众之间。中国联赛虽然才搞了8年，但规模和热度大大超过了韩国。
今天，为了弄清希丁克和韩国球员的身价到底是多少，我专门请了新闻中心懂英文的李小姐帮忙查了韩国足协的网站。经过搜寻，查询到了希丁克当时和韩国足协签约的价格为18个月150万美元。同时，还查询了几个韩国球员2001年俱乐部付给他们的年薪，由于是韩国足协的官方网站，以下的数字应该准确：
黄善洪：年薪为2.5亿韩币，按照目前韩币和美元的比价1200比1算，大约不到20.1万美元；
安贞焕：年薪为2.6亿韩币，大约在20.1万多美元；
宋钟国：年薪在20万美元左右；
Kim Do-hun：29万美元左右(联赛最佳射手)；
金南一：由于年青，收入是韩国球员中最低的，合同上标明的韩币折合为4万2千美元左右。
这些年薪需要上税，但不包括奖金和额外广告收入和福利。
有篇文章提到希丁克曾在去年做过一次广告，收入为5亿韩币，相当于41万多美元。上面提到如果希丁克愿意拍广告，排队等他的韩国企业今年不会少于10家，光从广告收入上他就能得到400万美元以上。根据韩国媒体已经报道的奖金数字看，希丁克率领韩国队打入世界杯16强，他将获得15万美元的奖金；打入8强可得50万美元奖金。那篇文章中没有提到韩国队进入4强后，希丁克能获得多少奖金。据悉，这些奖金和广告收入需要纳税。
曾经看过韩国球员和希丁克收入的不同版本，我认为，韩国足协网站上的数字比较准确。对比中国队的米卢和国脚的收入，人们基本可以判断出两国之间的差别。据了解，韩国运动员中收入最多的是位棒球名将，最近他的收入突破了年薪4亿韩币。在韩国国内联赛踢球的球员两年前的收入曾经非常低，年青球员年薪超过一亿韩币的比较少见。
我这两天对韩国的足球媒体也进行了调查。韩国联合通讯社记者李松万(LEE SANG WON)了解到我是中国记者后，态度冷淡，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得知了中国媒体对韩国足球不恭敬的态度。今天，韩国的英文报纸《韩国先驱报》登载了一则消息，里面提到：韩国驻北京使馆的大使6月28日向中国外交部表示了“complaint”(中文翻译应为“抱怨”)，认为中国的媒体对韩国足球队在世界杯上取得的优秀成绩进行了嘲讽。该文分析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是当中国队和土耳其队在小组赛对抗时，不少韩国球迷站在土耳其队一方为其喝彩；第二点可能和北京抓了偷渡使馆的朝鲜人有关。
给我的印象是韩国人搞不明白韩国队取得这么大胜利，为什么不少中国媒体和球迷反应十分的负面。我向李先生解释了中国足坛世界杯前的反黑风暴，告诉他中国媒体和球迷异常地痛恨“黑哨”，人们的愤慨和激烈反应完全是对着裁判判罚不公，和韩国队无关。由于中国的环境对足球媒体十分开放，中国的足球记者数目惊人，球迷人数众多，所以，有些偏激的言辞也不必要过于计较。
李先生明白此理后表示他懂英文，同意我对他进行采访。据他透露，韩国的体育报纸仅有4、5份，没有一家专门的足球报，有几种足球的杂志。韩国的体育记者总人数他知道得不确切，但他说：“基本上每家日报都有四、五个体育记者，他们通常是什么体育项目都报，也有比较固定报道足球的记者。韩国联合通讯社有两个跑足球的记者。我问他韩国体育记者加起来有没有200人，他说数目应该差不多，但世界杯期间，许多不是体育记者的也临时抽调来帮忙，他平时是报道篮球和棒球为主。
当我告诉他中国大约有十几家体育报纸，全国足球记者在中国足协注册的大概超过6000人时，他惊讶得张大嘴巴。
我问他韩国记者是否也时常批评韩国足协时，他笑着点头，说：“我们也时常对他们有负面的报道，这在中国大概也一样吧？”我问他韩国足球联赛中有没有假球、黑哨时，他弄懂意思后坚决地摇头说：“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尤其是裁判私下拿俱乐部的钱故意吹偏哨，绝对没有，这样的人也太没有人格了。”
我还问他：“韩国足球记者是否也将球员的隐私曝光，热衷于挖内部新闻，有没有狗仔队？”
他笑着说：“和日本相比韩国记者比较尊重球员的隐私权，比较尊重球员。我们的报道基本上是正面鼓励，当然也有公开的批评，尤其是当球队输球后。希丁克教练曾经被我们批评过。他有一个南非籍的黑人情人伊丽莎白，他曾经公开把她带到队里，和大家住在一个宾馆。我们认为他不尊重韩国的传统，这是对球员和别人的不尊重，许多报纸报道过这个事情。狗仔队好象没有。多数报纸平时的体育版面不多，没有你说的那种情况发生。”
我向他了解韩国足协的情况，他说这需要找他们的足球记者采访。提到韩国足协，我昨天看到一份韩国2000年10月29日的报道，标题是“足协内部不和困扰韩国足协”。文章里提到：“在设有10月初夭折的全南守门员教练的汉城中央医院里，大韩足协专务赵重衍和足球人士之间进行了一场舌战。对于‘怎么说也是国家代表队，怎么2年间整队就达30次，让99人进进出出呢？在这样的队中能练出组织力吗？的责难，赵专务红着脸顶了一句，‘那算什么，有好选手随时可调到国家队。’话题转到对国家队现状谁负责任的问题上，于是，灵堂里，出现了指手划脚和大声争吵的不雅观的一幕。”
文章继续说：“足球人士的矛盾和对立虽不是最近才有的，但目前矛盾和对立达到无以挽救的地步，已经成为韩国足球陷入泥潭的主要课题。对足协持有批判态度的足球人士认为，‘足球班子无视全体足球人士的意见，独断专横，尤其是赵专务以‘自己圈内’人士组成技术委员会，起到表决器的作用。
“由于围绕着学缘和地缘等乱成一锅粥的足球人士之间的内战，旨在发展韩国足球的长远规划迟迟未能予以实行。目前，从根部开始腐烂，少年儿童至今还在泥土场上进行‘只为打胜仗的比赛，而领导人却把长期集体住宿、殴打、漫骂看到想当然的事情。家长则被集体住宿费、参赛费、祝贺费等名目所困扰，不得不随时掏腰包。”
从这条报道中看，在希丁克没有执掌国家队主教练前，在2000年底，韩国足坛上也是乱成一锅粥，其中有些情况和中国类似，韩国足协受到大家的指责，少儿足球抓得力度不够，而打骂少年球员的现象则在中国都还没听说过。
第二天，也就是2000年10月30日，韩国足球记者孙长焕连续发表了几篇刨析韩国足球的文章，一篇题目是“向日本学习”。小标题是：“不管黑猫白猫，抓老鼠就是好猫”。开篇第一句就是：“这是30多年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黑猫白猫论’。今天，这个理论照样适用于韩国足球。”
该文提到：“从现在开始要向日本学习。为了早日走向世界，日本早在80年代末就实行了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制定了包括申办2002年世界杯在内的百年计划。目前，职业足球联赛16名主教练中，外籍教练就达10名之多。仅这一点就足以使顽固坚持‘韩国式足球’的国内足球界人士，敞开胸怀、认真检讨。其次，对少年足球教练的投资要加大。”文中提到“日本各职业俱乐部都下设少年足球俱乐部，安排专业教练进行指导。赴巴西、英格兰等国家学习的少年教练多达2万5千名，小选手达到100万名。日本把28212支登记在册的球队分成成人、18岁、15岁、12岁以下四个档次管理。小学、初中、高中队的年度、每周训练计划表是由日本足协制定后下达到市、道足协。但是，我们现状是根据主教练，训练方法和内容都千差万别。”
孙长焕的另一篇文章题目是“向法国学习”，他提到：“法国1988年就指定了10年计划，把培养青少年当作首要任务抓。把全国分成7个圈域、22个中区域、80个小区域，并派出112名专职领导人加以管理。从15岁到18岁，按年龄挑选顶尖选手，再进行集中培训，并限制19岁以下者参加职业队。按圈域向选手们提供带有宿舍、场地、事内体育馆等。”他还提到要学习中国，“中国则把好苗子送往巴西留学。目前，虽然中国还不能对韩国构成威胁，但中国足球发展的速度也是很快的，一旦留学回国，也许要超过韩国。”
他在第三篇文章里讲到的情况是不准打骂少年球员的。他呼吁“对受训的孩子不搞集体宿舍，也不施行体罚，也不殴打。小选手们结束正式学习后，下午3点开始训练。”
实事求是地说，这位韩国记者在文章里介绍的有关日本、法国和韩国足坛上的情况，有些事情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在国内，由于搞这行，我也整天看报纸和上网，但是，中国足球媒体近两年大兴挖内幕、炒花边之风，天天苍蝇般追着中国队，见到的多是米卢昨天打了个喷嚏，今天可能感冒，或者是哪个国脚和哪个女孩子在一起，谁训练时弯腰系了次鞋带的无聊报道。我们有报纸关心少年足球吗？有记者关心其他国家足球如何搞吗？比赛和输赢，世界杯大梦，以及媚俗的炒作，这些东西轰炸着眼球。从以上采访和引用的韩国媒体的报道中可以得知，韩国足坛上有些现象中国和韩国十分相似，有些现象，比如足球媒体的恶性膨胀和格调不高，恐怕属于中国足坛的专利。
写到这，我想起新华社体育部驻英国伦敦记者王子江对我讲的话，“我看中国足球记者真是疯了，我在英国也没有见过对球员那样挖地三尺、无所不报的现象。中国足球发展到这种畸形程度和中国足球媒体过分膨胀有直接关联。”
世界杯期间，中国的有牌和无牌记者组成的大军接近1000人，占世界杯各国记者总人数4000名的四分之一，绝对是创下了纪录。仅在西归浦黏糊中国队的就有400人不止。世界杯期间，搞世界杯特刊或扩版的报纸大概不下20份。非理智的市场行为和有限的市场资源造成了多方面的问题。中国队天天忙着辟谣，国脚们像被包“二奶”一样的瓜分。在世界杯前夕，韩国队老将洪明甫和黄善洪拒绝排广告的表率下，在希丁克放弃拍一次广告挣42万美元的作用下，韩国队上下将排成队的广告商打发走，宣布了不准私下接受任何媒体采访的纪律，连希丁克作为主教练的采访也要隔天面对集体媒体。封闭性训练加上“魔鬼”希丁克的禁欲令，使韩国队一心一意地埋头苦练。年轻球员李天秀和车范根的儿子车都里百米速度居然能达到11秒，黄善洪在20米折返跑126次后累晕过去。这一切难道不让当时正在满世界做广告的米卢，以及身上揣着三、四个手机，从媒体处几十万地卖“情报”的国脚们汗颜吗？
杨明6月30日于汉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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