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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5月，本应一心张罗世界杯的法国足坛爆出了一条新闻:法国国家队的队员集体宣布:如果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在5日的总统选举第二次投票中战胜希拉克，他们将罢踢世界杯
勒庞与法国国家足球队结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996年。当时勒庞就曾发表演讲对法国队中大量海外移民后裔球员的存在表示不满:“难道从国外找些会踢球的球员就能组成我们的法国队吗？他们连《马塞曲》都不会唱！我们要用真正的法国人组成我们的法国队，去争取我们的荣誉！”勒庞最后没有当选，世界杯最后也还要踢。虽然以第二轮投票前的形势来看，法国队罢踢世界杯的要挟更像是一种姿态甚或纯粹是造新闻，但要这样一支球队发表这么一通一本正经的言论已经是很难得了。毕竟，此前法国队队员更著名的宣言是:“别跟我扯什么祖国。”
这句话出自坎通纳之口。原话是:“别跟我扯什么祖国！我踢球是给球迷看的，不是为法国作战！”勒庞对法国队队员不会唱《马赛曲》的指责也并非空穴来风。1998年世界杯时法国媒体就曾经发生过一段争执，因为有几位国家队球员公开承认自己不会唱《马赛曲》。据说每次奏国歌时，法国队只有一个人用心去唱，他就是黑人后卫图拉姆。巴夫茨有一次曾笑话他说:“我可不愿意站在图加姆身边，他唱的嗓门太大，而且跑调。”法国国家队有“3B”球队之称。“B”是法语“白色”、“黑色”、“黄油色”这三个单词的头一个字母，暗指该球队由白人、黑人与阿拉伯人组成。1998年夺取世界杯冠军以后，这支“3B”球队被许多法国人当成标志着各国移民成功融入法国社会的民族团结的象征。齐达内、德塞利与图拉姆等球星当时被视为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后代榜样，是反种族歧视运动的旗帜。但也许是当时还没有总统大选，所以连齐达内都表示:他踢球就是为了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而不是要去促成什么民族团结和当什么榜样。何况2001年时还出过一次让齐达内很丢面子的事:10月6日在巴黎圣丹尼球场举办的一场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友谊赛中，几万名阿拉伯青年在播放《马赛曲》时吹口哨起哄，终场前15分钟近千名球迷冲进球场，使比赛不得不提前结束。德塞利在自己的自传里也曾经承认:“我不再认为我们这些球星应该对这些(阿拉伯)青年负责，我们无法承受如此严肃的责任。”
事实上，足球能对法国人产生如此的影响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法国作为“体育大国”的形象甚至至今还很难被许多人接受。21世纪初的统计数字表明:每10个法国人当中只有一个经常运动(这一人群中一半以上的年龄在18岁以下)，而每10个法国人当中有三个人承认自己几乎从来不运动。目前存在于法国的多数现代运动项目都是在19世纪末期由英国经法国中下层阶级传入的。同在很多发达国家的情况一样，这些运动逐渐被商业化改造为观赏项目。在法国队1998年赢得世界杯乃至2000年又赢得欧洲杯之前，如果一个法国人表示对足球感兴趣，那么有一半以上的可能表示他会到英国、意大利或是德国去看足球比赛。
在英国，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足球俱乐部的创建者就开始采取以经营有限公司的方式来经营俱乐部的方法进行自我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足球俱乐部从诞生起就处于商业的竞争圈内;而法国的足球俱乐部却是在所谓的《1901年职业联盟法(Loi des Associations de 1901)》的基础上组建经营的。按照这一法案规定:法国足球俱乐部是非赢利性的、面向公众开放的;作为俱乐部可以享受的社区补助的一部分，它们能够免费使用市属运动场。直到2000年为止，只有“A. J. Auxerre”这一家法国足球俱乐部拥有自己的足球场。法国城镇议会都将资助运动比赛当作自己公务份内的职责，地方长官也把支持本地的运动队视为有利自己政治生涯的活动的一部分。
法国足球职业化始于20世纪30年代。法国俱乐部一度在欧洲足球市场上默默无闻，虽然近两年情况有所改观，但与传统欧洲足球大国的俱乐部相比，大多数法国足球俱乐部还只能算是处在“贫困线”上。
在法国足球发展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的其实是电视。向来惯于出“宣言”的法国人虽然在足球运动上起步较晚，但在足球比赛转播领域却是先驱。1927年，法国红山(Montrouge)一家计量器公司的总裁厄内斯特·夏蒙(Ernest Chamond)在伦敦遇到了电视的发明者约翰·罗吉·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夏蒙本人就是一个足球球迷，而当时公认英国足球是最出色的，所以夏蒙经常跨过海峡前往英国观看联赛或杯赛;他与贝尔德的相遇正是发生在这样一次旅行中。现在看来，夏蒙是一个被我们遗忘了的预见性天才:他当时几乎是立刻发现了贝尔德发明的潜在商机——它可以给上百万名无法亲临现场的球迷提供坐在摇椅上观看比赛的机会。回到红山自己的工厂后，夏蒙马上把原来生产水流与气体计量装置的车间改造为专门加工制造电子元件，并建立了一个致力于电视信号的传送与接收的实验室。4年后，第一次面向公众的电视转播实验在法国红山与位于马拉科夫(Malakoff)的一所电学高等学校间进行。1935年，法国邮电部部长访问红山后，以埃菲尔铁塔为中转基地的法国第一套公众电视转播系统诞生。
70年以后，无论英国还是法国，电视都已经成为足球比赛最大的赞助商。目前法国最大也最富有的足球俱乐部——巴黎圣日尔曼队(PSG)的后台老板正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收费电视频道之一:Canal Plus。继Canal Plus之后投资足球业的法国传媒集团更是日益增多，在里昂与波尔多等几支强队身后都有多家媒体撑腰。俱乐部从中获得了大宗转会交易所需的资金支持，从而大大带动了球市。
在法国，足球商业化的进程与电视界的变化发展携手并行。1984年，欧洲第一家收费电视频道Canal Plus的诞生标志了公众免费电视垄断局面的结束。1987年，法国拥有观众最多的电视频道TF1实现私有化;在此后不久就出现了Canal Plus与TF1间为争夺足球比赛现场转播权的竞争。法国足球甲级俱乐部与乙级俱乐部由出售电视转播权的赢利从1991年到1996年间增加了4倍;1997到1998年度的赢利据估算为7亿法郎。尽管这笔收入还不过是英国足球俱乐部同期同类收入的1/3左右，但它已经迅速成为法国足球俱乐部的首要资金来源。数字电视的出现使根据收视率收费变得更加简便易行。法国于1996年12月成为欧洲第一个进入电视发展这一阶段的国家。1996至1997赛季开始后，Canal Plus推出了自己专有的依收视率收费系统，随后于1997年投入使用的卫星数码传送系统使法国球迷可以通过Canal Plus拥有更多的选择。Canal Plus的卫星收费电视在9个数码频道上同时转播法国甲级俱乐部的各场比赛，每场比赛的转播费用当时约50法郎，观众在比赛当晚通过九个频道观看比赛时需要支付的费用是75法郎;当然，当时还有一种售价950法郎的“赛季票”(每场比赛28法郎，可用10个月分期付款)。1998年世界杯全部64场比赛全世界范围的电视观众总数接近400亿，仅1998年世界杯决赛的全球电视观众的数目就有17亿，算得上“共同体验”人数最多的人类盛事。1997年，足球在欧洲的13个国家里成为电视体育节目中的“头牌演员”，1998年世界杯的获胜将法国也拉入了这一阵营。2000年欧洲杯决赛期间，从电视上观看比赛转播的法国观众数量进一步上升，创下了法国电视史上的记录。
法国甲级联赛的电视转播费至今采取的仍是平均分成的方式:即无论被转播多少场，各俱乐部都能得到差别不大的分成。被电视传播最多的大俱乐部因此颇为不满。已拥有电视台的马赛等少数几家俱乐部更是希望这一局面尽快结束。出于对中小俱乐部球队生存与发展的考虑，法国足球职业联盟始终不肯让步。但如今甲级联赛夺标热门球队就是靠负责法甲转播的Canal Plus集团养活的巴黎圣日耳曼队，一旦他们内外施压，现有的保护政策很难说还能维持多长时间。
除电视以外，彩票是法国足球市场的另一大影响因素。法国的彩票统一属国家经营，挂着“Loto”字样的小酒馆在法国遍地都是。法国国家游戏公司目前发行的与足球有关的竞猜型体育彩票共有两种。一种是1985年4月开始发行的“Loto Sportif”足球彩票。投注对象是法国联赛、法国杯赛、欧洲杯赛与非法国联赛，基本投注金额5法郎，每次对13场比赛进行预测，每张投注单投注数量一种(主队胜、平、客队胜)，每周开奖一次。这种彩票使用的是空白投注单。由于在投注单上没有印参赛队，因此可以用于任何竞猜型体育彩票。参赛队和比赛顺序资料在销售点可以获得。投注单的排列是:1:主队胜，N:平，2:客队胜。可以进行标准投注和系列投注。标准投注的方法是在每场比赛一个格里做标记，投注额为5法郎。系列投注是每场比赛可以在两个(翻倍)或三个(三倍)格里做标记。投注额取决于翻倍和三倍的数量，最高为1080法郎。如果比赛被取消，投注者的预测结果视为正确，翻倍投注单同样视为正确。比赛正式结果由新闻机构发布并在销售点张贴。1989年9月法国开始发行另一种名为“Match du Jour”的足球彩票。这种彩票与“Loto Sportif”足球彩票用的是同一种投注单，对24场比赛结果进行预测。投注者可以预测一到三场比赛的结果，进行标准投注和系列投注，基本投注金额5法郎，最高为100法郎，每周开奖一次。如果一场比赛被取消，投注者重新投注。这种彩票的主要特点是每队的得分格为0～6，每场比赛的投注格为5、10、20、50和100法郎。购买者每场比赛选择每个队进球数1～6个，6球以上用“+”格，投注额分别为5、10、20、50和100法郎。在投注站，计算机从0～9数字中随机选出幸运数字，打印在收据上。中奖者如果其彩票是抽中的幸运数字，奖金还会加倍。比赛和抽奖结果同样由新闻机构发布并在销售点张贴。
电视也好，彩票也好，在足球上玩出最多花样的其实还要属法国的学术界。在足球身上找理论的风潮也开始于法国队的一系列胜利之后。法国社会学家帕特里克·米尼翁当时受法国体育部委派写成了一本《足球激情》，对英法两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史进行了详细比较。米尼翁认为:“足球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反映，而这样的社会类型在英国最为发达。它是一项与分工、纪律和团结相关的运动……而且体现了如何在相互平等条件下获取成就的过程。”米尼翁把英国人对足球的喜爱历史追溯至工业革命时期，认为足球是与城市工人阶级相伴而生的;而历来以郊区农业为核心的法国人对运动的观念则完全不同:“法国人喜欢的是自行车运动，因为那代表着个人成功和机智灵活。我们不是团队运动员，也不像英国人那样有强烈的地区或阶级认同观念。”出版于大致同一时期的带有哲学思考意味的足球图书还有《足球与艺术1860～1960》和《足球和文学》等。其中《足球和文学》一书还收入了玛格丽特·杜拉斯与米歇尔·普拉蒂尼的对话。在最陶醉于足球的胜利期间，巴黎的《费加罗报》曾经宣称足球消解了国家之间对战争的需求:“足球已变成了20世纪的宗教……它的狂热、激情、呐喊、暴力和旗帜，已经取代了以往的战争。”
但这毕竟是4年前的事了。2002年世界杯决赛开赛之前，一家以“足球文化”为主题的网站围绕“足球是否已成为一种宗教”这一问题征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回答。来自法国的一张帖子是:“你没病吧？那玩意里有什么严肃可言？”在勒庞事件也暂时平息了以后，法国球迷更津津乐道的又将是法国队如何之强的阵容。不过，也很难设想这个国家会忘记他们曾有一位世界级的哲学家说过:“所有我掌握的与人的德行和责任相关的知识全都来自于足球。”何况这位哲学家自己还当过守门员。(驻巴黎记者◎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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