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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杯足球赛不再单纯是场重要的赛事，已经演变为一种文化”的说法，我向来嗤之以鼻。因为当一件事冠冕堂皇地被形而上之后，归纳出辉煌与丑陋便替换了它原本的性质，而它也顺之转化为一种符号，来掩盖在其幕后采取的动作。当顾拜旦在1894年第一次国际体育大会上提出了复兴奥运会的建议时，他心里一定清楚这如同文艺复兴颠覆中世纪的黑暗一样只是个借口，不同的是，现代畸形的商业精神已经吞噬了纯粹的体育精神生长的土壤：希特勒用它来宣扬纳粹主义，美国和苏联用它作为主义争夺的工具，彼得·尤伯罗思又把奥运会从洛杉矶开始导入了严重失衡的商业运行的轨道……
世界杯不也如此吗？让韩日这两个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国家共同主办一届世界杯，不啻让美、俄真心裁减核军备一样可笑。国际足联一官员极其挖苦这一决定：“也许有些足联委员当时或许还认为日本和韩国讲的是同一种语言。”然而，迷失了十年的日本经济与刚从经济危机中摇摇晃晃站起来的韩国经济，都需要世界杯的刺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世界杯前夜那场勾心斗角的世界足联主席的竞选，更是赤裸裸地揭露了足球充当傀儡的悲哀。而当富于浪漫艺术气息的葡萄牙队为卑鄙的韩国人郑梦准淘汰出局后，我确乎黯然神伤，没有任何一届世界杯有如此的丑陋，这样的胜利是可耻的，可耻得将让全世界知道，绝对不能再选择亚洲作为赛场。而当今天意大利再次冤沉海底后，郑梦准一定在帷幕后端着杯醇香的红酒细致地品味着，眼睛里洋溢着那个民族倔强的得意，却又闪烁着对被玩弄着掌心的足球的嘲弄：阳谋终归敌不过阴谋。
一个世纪落在了身后，那个世纪有我们深深诟病的种种弊端，我们满心地准备迎接新世纪的人文精神，以抵挡现代工业对之的摧残，却不料，工业文明已不再是时代的主流，反倒成了弃儿，方寸之间的电脑芯片足以掷运命于任何设定的程序，更何况不过是小小绿茵场。而这一手，被擅长此道的韩国人玩得妙至毫颠。郑梦准在申办世界杯的长袖善舞与助选足联主席前的临阵倒戈，已经充分让人领教了他的政客天分。据说他的真实目的是竞选韩国总统，恭喜他，他必然能当选，就凭借世界杯上的这一首，缺乏平和深厚文化修养的韩国人定然会支持他。
这便是足球被迫附加的阴暗面，而足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阿根廷的《号角报》说得好：“足球能够给人们带来什么？对于衣冠楚楚的富人来说，他代表的是古罗马的竞技场；对于饥饿中挣扎的穷人来说，他是一块黑面包。”可是，阿根廷队只给身处社会危机的阿根廷人民一瓢彻头彻尾的冷水，而原本人民是指望球队的胜利能给他们带来振作起来的信心。和阿根廷队相反的，是上个世纪的塞纳。当F1赛车场上的传奇人物塞纳在1994年5月1日圣马力诺伊莫拉赛道上车毁人亡后，巴西人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因为正是塞纳取得的辉煌成就，振奋着巴西人战胜经济危机的信心。而韩国此次也应暂时从已经向好的经济环境中振奋起来，然而，这样一种不正常的民族心态，是否能长久地支撑起这个民族的存在，是颇值得怀疑的。毕竟扭曲的激进心态最终导致的是恐怖的力量，而在失控的环境到底会做出何种损害行为，都是难以预料的，也是让人无法不提防的。
作为人类群落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的理想主义者，我总是抑制不住地怀念古希腊城邦时代的奥林匹亚运动会，当时他们也是每四年举办一次，除了各项运动比赛外，还有音乐家的演奏比赛、诗人的朗诵比赛、战军驾驶大赛，热闹非凡。运动会期间，希腊各城邦的战事一律停止。在今天，体育精神艺术虽然没有如此富有魅力的感召力量，却依然寄托着人们无尽的想象。同绘画、音乐、建筑一样，足球也曾是一项无须语言表述便能沟通的艺术，它以语言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向人们演绎人性的喜怒哀乐，这种力与美的融合在带给人们感官享受的同时，也在感染它的灵魂。我们都认为，在看这样的赛事时必须找一只队伍来映衬自己，必须痴迷地跟随它豪气干云地踏上绿茵场，要么像个真正的男人那样悲壮地“死掉”，要么成为一个英雄享受着短暂的辉煌瞬间，否则不足以体验到生生死死的狂欢般的快感与阴郁的痛楚。同时，尽管我们可以为他们执著地欢笑与悲伤，却又能以一种洒脱的心态超身物外地陟罚臧否，这或许也是足球充当“傀儡”的一大好处吧。基于种种原因，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影响所及远比只献给阳春白雪人士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更深远。可从2002年开始，我们敢把灵魂附着在心仪的球队身上吗？我们不怕悲壮地死掉，我们惧怕踏入预先设计好的陷阱，万劫不复。
六月天啊，你有没有看见雪花在飞舞？
你知不知道，那绚美的烟花是雪花的化身？
你知不知道，那满场红色的仇恨的火焰又将把谁固定地燃烧？
上帝死了，还是熟睡了？因为撒旦在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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